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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腻米维素试剂

来源: 南方日报网络版     时间: 2019-07-16 15:17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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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穿越战火护标本谱写中国植物志
  植物学先驱亲手规划打造华南植物王国

华南植物园热带雨林温室航拍图。

华南植物园科研区的标本馆中共有110万份标本。

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实验室,研究人员手捧培育出的植物。

炮弹果

黄虾花

形态婀娜的热带植物。

  “活化石”银杉标本

  广州文化拾遗

  1929年,中国现代植物学主要奠基者陈焕镛院士创建了植物园的前身——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。彼时,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几近空白。陈焕镛痛下决心:“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、自己的植物园、自己的植物研究所、自己的植物志。”

  90年过去了,他的愿望已经实现:1929年初建时,植物研究所的标本馆仅有9645份标本,如今馆藏已超过110万份;2004年,《中国植物志》历经四代科学家、耗费近半个世纪编撰完成;每年约200万人次徜徉在华南植物园,感受陈老与中国植物学先驱们亲手规划、打造的植物王国。

  文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通讯员周飞

  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 实习生邓迪

  策划、统筹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

  在陈焕镛之前 看中国植物标本要向外国借

  7月11日,记者从76岁的华南植物园原第一党支部书记、研究员陈忠毅和84岁的“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”获得者、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胡启明的手上,小心翼翼地接过两本珍贵的书籍——印刷于1934年的《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》和印刷于1948年、由研究所出版的全英文植物学论文专刊《Sunyatsenia》。翻开泛黄的书页,通过两位老研究员的口述,我们了解到了华南植物园前世今生的故事。

  1915年,出生于香港的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树木系毕业,获得林学硕士学位。那个时候,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,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,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,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、参阅标本,这让他深感痛心。

  尽管导师邀他留校攻读博士,陈焕镛还是毅然回国,在随后10年间踏遍大江南北收集、研究植物标本,填补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空白,并于1929年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。

  陈忠毅告诉记者,植物所建所之初,只有14人,但这14人却承担着很重要的基础任务:中国有多少植物?是什么植物?“我们要把它们分门别类搞清楚了,才能了解中国植物的‘家底’有多少”。

  在陈焕镛的领导下,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,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,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、图书室、植物标本园和实验室。《第一次五年报告》中的标本增进表显示,1929年标本馆藏仅9645份,次年便近乎倍增至17244份,到1933年,已经增长到60250份。

  誓死相守不离半步 战火中守护7万份标本

  这些标本来之不易,更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命脉所在。1938年,广州沦陷,陈焕镛冒着生命危险,把7万多份标本全数运到香港,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,并出资设立研究所驻港办事处。

  1941年,日军侵占香港,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到搜查,由于标本、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,被视为“敌产”,办事处被日军查封。为了不让标本落入日军手中,陈焕镛誓死相守,不离半步。1942年4月底,陈焕镛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,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(原岭南大学)校园内,直到抗战胜利,陈焕镛才“如释重负”,报请中山大学接收。

  对此,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道:“该员忍辱负重,历尽艰危,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——保存该所全部文物,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,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,厥功甚伟,其心良苦,其志堪嘉。”

  馆藏最古老标本 穿越161年时光

  如今,这7万份在战火中流连的标本,已收藏在华南植物园科研区的标本馆中。这里共有110万份标本,它们如同书本般被收纳在一排又一排手摇滑行的标本柜中。

  记者看到,最古老的一份标本,已穿越161年的时光。在泛黄的纸上,它像三朵简笔而画的草花,这是远志科植物Polygala,是标本馆从美国交换而来。而最轰动的一份标本,莫过于陈焕镛与匡可任鉴定的“活化石”银杉标本。卡片上写道,该标本是1955年5月16日,广福林区调查队在海拔1400米的金竹坪所采,银杉的枝叶、果子、树皮各个部位被精心地保存下来。

  据了解,银杉是一种极罕有的孑遗裸子植物,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灭绝,唯独生存于中国局部山区。这种濒危珍稀植物的发现对了解地球历史,特别是气候的变化与冰川的进退及其覆盖地区有科学意义。

  “在老所长之前,标本采集和植物志编写都是西方人的专利,从老所长开始,中国的植物志才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发表。世界上没有的种类,由我们一个个写下来。” 陈忠毅说。

  1954年,农林植物研究所改隶中国科学院,同时易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(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)。1956年,该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——《广州植物志》。接着,陈焕镛主编出版了一部450万字的《海南植物志》。

  2004年,由华南植物研究所主要参与编撰、记载了我国31142种植物、共5000多万字《中国植物志》编著完成,作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编撰者之一,胡启明感叹道:“中国周边不少国家的植物志都由英国人、法国人做的,但我们中国的植物志是中国人做的。”

  父辈追忆:建园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

  离开科研区,记者一行来到华南植物园的植物迁地保护及对外开放园区。4237亩的土地上,仿佛刚刚所见的标本都“活”了起来,浓缩了天地间的所有绿意,吸引着人们一再流连。

  园区自1957年启动建设,1980年向游人开放,最早的门票只需5角钱,几乎每个广州街坊都有关于植物园的记忆,或是站在原羊城八景“龙洞琪林”前的合照,或是在温室里初见满眼仙人掌的震撼。

  据介绍,这座植物王国的选址至规划,均由陈焕镛亲自主持,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建园规划。据说,二沙岛也差点成为植物园,最终大家还是看中了火炉山旁的这片广阔土地。原来,1956年,这里还只是一片点缀着零星灌木的荒地。一位工作人员听她同在植物园工作的父母说,建园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,经过60多年的精心培育,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。

  记者在植物园的网站上找到了1959年华南植物园规划设计初步方案,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植物园规划方案之一,包含苗圃和试验区及展览园地两个区域,展览园地又分为棕榈植物区、遗存植物区、植被类型区等,与今天38个专类园区规划脉络一致。“这份规划深深地影响了后来植物园的发展,前辈们的设计理念和高瞻远瞩的目光,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。”

  如果说“龙洞琪林”是让上一辈游客难忘的美景,那么如同“四朵漂在水上的木棉花”的温室群景区就是年轻一代更喜欢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提着自拍三脚架和相机而来的夏小姐告诉记者,华南植物园是广州拍照热门地,其中,温室群景区的沙漠植物室,以300多种仙人掌类和多浆类植物构成的异域风情吸引了最多人打卡拍照。

  如果仅为美景流连,植物园是否就成了公园,起不到科普的作用?夏小姐说不会,她留意到,这里每棵植物都有一张二维码身份证,扫一扫就知道植物的资料和小趣闻。“来了才知道,湖边那片‘童话森林’是落羽杉,大草坪上那棵出镜率很高的矮树是来自墨西哥的叉叶木。”

  木兰园创始人走遍云南寻获大果木莲

  相比网红的温室群景区,游人可能很容易错过木兰园、丛生竹园和姜园。实际上,这三个园区面积之大、收集种类之丰富、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前列,尤其是木兰园。

  据了解,全世界有木兰科植物16属270余种,但由于历代的战乱及乱砍滥伐的破坏,很多品种已濒临灭绝,极其珍稀。华南植物园的木兰园收集了木兰科植物约11属150种,保存有华盖木、观光木、盖裂木、焕镛木、鹅掌楸、合果木、大果木莲等珍稀濒危植物,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木兰科植物种类最多的种质保存基地之一,被命名为“世界木兰中心”。这一称号来之不易,园里几乎每一棵奇花异树都有一段历史,都凝结着一段传奇。

  从陈忠毅的口中,记者听到了木兰园的创始人刘玉壶的冒险故事。1982年秋,年近七旬的刘玉壶为找寻一种珍稀木兰——大果木莲,走遍了云南文山州八县。最终,经过17.5公里的崎岖山路,他终于找到一棵高达20米的大果木莲。为了确认木兰科华盖木这个新属,他千里迢迢跑到云南西畴县法斗乡,40米高的大树无法攀爬,只好“请民兵营的神枪手用步枪打下几段带花的枝条”。

  在标本馆,记者偶遇了植物分类研究组首席研究员夏念和,从他黝黑的皮肤上,就可以看出多年的野外考察经验。他告诉记者,即使是一种植物,野外考察往往也不能只去一次,“为了等开花,一年去好几回”。在野外考察中,被大蚊子与旱蚂蟥咬得疤痕累累,涉水步行、砍竹子铺地上睡觉也是常事,“就像逃荒者一样”。但这些付出都获得了回报,夏念和在园里最爱去的地方是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,“看看自己拿回来的东西长得怎样啦”。

  老研究员胡启明告诉记者,有人曾说植物园应该是珍稀植物的“避难所”,但他不同意这个说法。“好的植物园,不仅应该保存、研究这些植物,还应该拯救这些植物,让它们最终能回归自然、重新繁盛。这也是华南植物园的使命之一。”

来自:柏林娱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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